编者按：林勇，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系七九级毕业，华西医院传染内科博士研究生，教授，师从黄安华教授，现在美国NIH研究所工作。惊闻黄安华教授病逝消息后，特撰写此文，表达缅怀之情。

著名感染病学家、医学教育家、华西医院传染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敬爱的导师黄安华教授走了。在桃李芬芳中他静静地走了,走得那样的宁静安详。但他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他在传染科人的心里，更永远在我们做学生的心里 …… 恩师的西去，令人悲恸莫名，感慨万千。愿我这些笨拙的文字，能记下师从他老人家时的点点滴滴。

授课

我与传染科的结缘、选择攻读传染科研究生，一多半是因为黄老师给我们本科生上大课。他讲的是传染病学总论。他的课深入浅出，风趣幽默，结合当年风靡全国的战争片，给我们讲授传染病传播防治的基本原理。过了近三十年，很多同学至今还清楚记得“抓舌头”（找病原），“审舌头”（病原鉴定和药敏试验）以及“稳准狠地打敌人”（针对性强力治疗）这些黄老师的特色专业术语。比起当年多少照本宣科的大课，黄老师的课让人耳目一新，激起我对传染病学的极大兴趣。
记得我第一次学术出差是与黄老师一道，参加1987年冬在河北保定举办的“医院内感染研讨会”。黄老师是特邀讲者，他的讲座被安排在下午最后一个。他结合自己的典型病案（其中就有松田宏也案例）,讲解医院内感染的特点和防治措施。他摄影制作的的病人患处治疗前后对比、病原培养及敏试原始结果、以及他独有的体温治疗化验动态曲线的图片，生动明了，引人入胜，极具说服力。令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眼界大开，叹为观止。与会者的热烈反应让我事前对他们听不懂黄老师的四川话的担心一扫而光。由于讲演内容多而严重拖堂。黄老师多次想结束演讲以便让学员到食堂吃饭，都被兴致勃勃的学员们婉拒，他们坚持要求继续听讲。最后将原安排的一个小时的讲座几乎延长一倍。讲座结束，黄老师被围在讲台回答问题，还有人当场邀请他去做讲座。大家迟迟不去吃饭，顾不得等着要下班催促开饭的食堂大师傅。黄老师的演讲的精彩程度可见一斑。

科研

作为黄老师的研究生，从他那里受益最多的就是做科研。我是1984年本科毕业继续读研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信息闭塞，几乎读不到最新的国外研究报告。图书馆里的影印外国期刊数量非常有限，还要滞后大半年。科研条件简陋，没有像样的研究设备。那时细菌实验室只有最基本的显微镜和培养箱。在黄老师努力争取下终于建立了厌氧菌培养条件，为较系统研究微生态学打了下基础。

当时，国外发明了半自动的多点细菌接种仪，其结合对倍稀释法和纸片扩散法的优点，大大简化了测定最低抑菌浓度（MIC）的方法。黄老师说，我们买不起，穷人自有穷办法。他带领实验室朱淑媛老师，找玻璃厂吹制特殊的平头玻棒，反复摸索用人工蘸取菌液接种抗生素平板，建立了极富特色的多点接种法，大大提高了研究效率和准确度。同时，也利用做ELISA的96孔板，将极为费时费力的试管对倍稀释法简化，用于科研和临床。这种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八十年代末期，随着分子生物学兴起，他又积极支持引入分子生物学技术，利用质粒图谱和核酸探针从分子水平研究临床微生物学和细菌耐药机理。

黄老师的科研水平，不仅体现在这些战术层面的细微工作，更反映在他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当时他就敏锐地观察到临床微生物学的核心是人体微生态的平衡问题。为此，他大力发展有氧菌、厌氧菌和深部真菌的检测和研究手段，由早期的几个研究生从不同方向入手。逐渐建立起临床微生态学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我在他的指导下做深部真菌研究，建立了真菌鉴定和药敏试验方法，同时进行以住院病人的鼻腔带菌为研究对象的临床微生态流行病学调查。时光过去近三十年，微生态学理论仍是国内外临床微生物学的核心。他大力提倡的基础研究与临床结合，研究为临床服务,正合当今的转化医学概念。他强调动态追踪病原学，结合临床表现，以实验室诊断和药敏试验指导治疗，实行动态的辨症施治，也切合现今的个体化医学的概念。可以说，他是国内重症感染个体化治疗和临床微生态学的先驱。他的理念，虽然没有时髦的名称，却是现今医学科学的热点，由此可见他敏锐科研目光的前瞻性。

黄老师深入实际、脚踏实地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我们后来者影响深远。他的科研以服务临床为根本，而发表论文的目的只是科研信息交流。如今论文成为科研的主要目的，科研论文是主要考核指标，这值得管理者和研究者深思。

行医

那时他的大量精力都放在了协助各科治疗难治性感染。跟黄老师看病印象最深的就是帮他提包去做疑难病会诊。那时医院其他科室、特别是外科术后病人出现的严重感染，医生们都希望请黄老师会诊。黄老师只要一接手，就会不厌其烦，主动追踪，天天回访，直到感染得到有效控制。因此他们十分信任放心。黄老师去会诊，总要带上两个包，一个装他特制的夹有包括体温检查治疗曲线的病人病历，以及准备取标本的带棉签的试管；另一个包里则是他心爱的照相机。他总是仔细了解病史和临床表现的细节，他对病情的了解常常超过该病人的主管医生。这些重症感染病人住院时间长，用药多，并发症也多。黄老师独创了特别的体温曲线图，包含住院期间病人体温、用药及检查的动态变化，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图线。同时，他会及时取样带回实验室做培养鉴定和药物敏试，以及时准确获得病原资料。他利用这些独到的方法，从迷雾中探明关键线索，成功救治了大批危重病人。

他身体力行他的“抓舌头”、“审舌头”和“稳准狠地打击敌人”的治疗理念，既当侦察兵，又当司令员。同时，他还照相，为给治疗和研究留下珍贵的原始影像记录。他的会诊，花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他总是任劳任怨，乐此不疲。按原科主任雷秉钧老师的话说，黄老师是一头为病人服务的老黄牛。

患者在黄老师眼里，不论高低贵贱，都是病人。我跟他去过高干病房给省级高干看病，更多的是去普通病房给平民百姓会诊。对任何病人，他都是不卑不亢、态度和蔼、关怀备至。作为一代名医，他没有一点架子。曾经有从阿坝来的藏族病人视他是救命菩萨，因为他象那笑眯眯的弥勒佛。他视病人如亲人、对病人满腔热忱的高尚医德加上他的精湛医术，赢得广大病人的赞誉和同事的推崇，更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的榜样。

生活

黄老师是热爱生活的人。他的一个爱好就是摄影。其实这个爱好还是起源于工作中的实验医疗记录摄影。先是用傻瓜机，后来用单反机。那时用胶片，不如现在数码机方便节省。他总是仔细琢磨总结，还经常与医院摄影室的赖老师切磋，很快就提高了技艺。他的弟子范师兄称他“摄影新秀”，他欣然接受。他的摄影作品还参加过摄影展览，选入学校校庆画册。我女儿出生百日的纪念照片就是他的作品。

对于自年轻时起就患有的糖尿病，黄老师自创了独特的饮食疗法。就是除了少吃多餐外，喝一点小酒，用乙醇替代糖类补充能量。但他没有酒瘾。他的下酒菜多为花生米，以前是成都老八号，后来是从大学路自由市场小贩处买的“油米子花生”。有时他还让我们品尝那种制作特别，香味口感独到的花生。记得他说，喝酒的佐菜主要是为口中有个嚼头，所以象花生米猪头肉这样经嚼的东西多为喝酒人喜爱。不管这个说法对否，反正他的糖尿病控制极其成功，这也许这是他老人家长寿的秘诀。

黄老师是幽默活跃的人，有他的集体活动总是充满欢乐。在科里过年联欢会上，他讲的笑话令人捧腹。至今还记得他讲的“三毛理发”。在慢骑自行车比赛中，他以近七十高龄勇拔头筹，令我们年轻人汗颜。也难怪，黄老师骑自行车在华西坝上风风雨雨行走几十年，直到七十多岁了还骑车上班，怎不练得车技出类拔萃！

胸怀

黄老师是胸怀宽广的人，对别人的误解常一笑置之。他在成都解放前夕就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护校活动，一辈子有个强烈的入党信念，可由于家庭出生等种种原因被拒于组织之外。但他从来没有为此怨怨艾艾，而是以高于常人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其实他在八十岁入党只是一个形式，因为他毕生的行为准则远远超过不少党员，在思想和行动上早就入了党。

黄老师考虑问题总是以事业为重，从不本位主义。在细菌组最需要人的时候，有一位很能干的师姐因为研究兴趣要换到别的亚专业，黄老师欣然同意。而后不久，传染科承担第一批“863”项目病毒性肝炎的基础研究课题。因为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临床科室承担如此重大的基础研究项目，亟需人手，科里希望将我从黄老师的专业组调去。黄老师也大力支持。他说，只要是对医学发展有利，对人才培养有利，都应该支持。由于他的大度放手，他的弟子们都得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多数已成为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

诲人

跟黄老师学习的三年，觉得黄老师是更多地把我当朋友。那时他经常叫我到他南苑的家里谈课题。他和夫人郑老师都非常和蔼可亲，让性格腼腆的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饭点一到就一起吃饭，饭后继续工作。也谈时事，谈文化，谈思想。经常到深夜离开时他还亲自送我出小区大门。数不清在黄老师家里吃过多少饭，相信在当年医学院所有研究生同学中没人有过我这种殊荣。

那时黄老师参加编写卫生部组织的“传染病学”统编教材。他将反复修改后的手稿交给我工整地誊写到方格信签纸上。他说我的字收得太紧，要放开一些、亮出间架结构才好看。按照他的提示去写，我的字在读完硕士后果然受看多了。在我的硕士论文定稿时，为赶时间他还亲自为我誊抄了一部分。相信在当年所有研究生同学中更没人有我这种殊荣。

除了学术，在文化学识方面也受益非浅。在谈到写字和书法时，黄老师问我注意到没有，毛主席的草书很象武侯祠里陈列的岳飞的书法。那时我阅历浅，觉得岳武穆的字中规中矩，而毛的字天马行空，是两个路子。多年后才体会到他们的字都是挥洒自如、气吞山河，应属同一流派。他还说，成都武侯祠的名对“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最好改一字，要“后来治国要深思”。这幅楹联讲的道理适于当今治国，也适于我们治学。对此我深以为然。在这些交流中我获取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

“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黄老师为医为师，高山仰止。他的道德风范、学识学风值得后人景仰。他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跟随黄老师的日子，收获良多。他的言传身教，润物无声，深入骨髓，让我终身受益。我们只有继承他的道德学风，勤勤恳恳、脚踏实地、谦虚谨慎地做好工作，为人类的医学事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才会不愧于“黄老师的学生”这个称号。

            （林勇2013年4月21日于美国）